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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高家埝河决案

      这枷是薄板做的,还用黄绸裹了一层。几个人用枷枷住了张河督的脖子,押了出去。这么大的官上枷,文武百官和百姓莫不胆颤心惊。 ■王卫华 文/图

  1824年11月,北风怒吼。轰的一声,大堤终于在高家埝(又称高堰、高家堰)周桥处和十三堡处被冰凌撕开口子。

  河务凶险、旧官场的积习可见一斑,皇家民重君轻的观念也可见一斑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洪泽湖大堤石工头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当年决口处周桥大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洪泽湖大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铁牛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信字滚(减)水坝

 

  清道光四年(1824)十一月,大风阴霾。这天,苏北洪泽湖上结起了冰凌。冰排爬上洪泽湖大堤,撕咬着大堤羸弱的身躯。洪泽湖大堤岌岌可危。

  河营的堡兵们,手挽手上堤抢险。“百里大堤,形若琉璃”,兵丁们奋勇地上去,却又纷纷滚落于堤下的湖水中。兵丁们义无反顾,无人退缩,最后全部葬身湖中。

  一时,北风怒吼,轰的一声,大堤终于在高家埝(又称高堰、高家堰)周桥处和十三堡处被冰凌撕开口子。“高堰十三堡堤溃万一千余丈(36666米),山盱、周桥、悉浪菴亦过水八九尺”(《清史稿·列传一百七十》)。消息传来,刚上任的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急得晕了过去。

  清代,十分重视河务和漕运。清顺治元年(1644)七月,朝廷专设河道总督一官,专职掌管黄河、大运河和永定河的堤防和疏浚。首任河道总督为兵部尚书杨方兴(一品),河督府设于山东济宁;康熙十六年(1677)三月,45岁的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被提拔为河道总督,官衔全称为“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”,食正一品俸。是年夏,因黄河决口夺淮,需就近指挥抢险,靳辅率河督府进驻清江浦。到清雍正八年(1730),全国河道治理分为三段,南河总督驻清江浦,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;河南、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,称东河(亦称河东)总督;直隶河道总督驻天津,称北河总督。不过,清代皇帝虽然重视河务和漕运,但由于朝廷日益衰败,官员贪腐,河堤失修,黄河不断决堤改道,侵入淮河(史称“夺淮”),淮河便也水患不断,从而又影响到横跨淮河、黄河的大运河水上交通的正常运行。

  就在这种情况下,张文浩接任了江南河道(南河)总督。

  张文浩是顺天大兴(今北京市)人。先做财政工作,后到东河总督府里效力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因黄河在河南仪封和武陟处决口,原东河总督年老,朝廷便让张文浩代理东河总督,指挥抢险。两处决口成功合龙,张文浩“晋二品顶戴,兼兵部侍郎衔”。到了道光皇帝,他仍为水利重臣。道光三年(1823),他走遍了南北大运河及永定河,勘察堤防。他看到了堤防的破旧不堪。他提出了分缓急治河的治理办法。但因为朝廷经济拮据,他的“修筑重门闸,添设减(滚)水坝,添筑越堤”的设想便无法实施。

  道光四年二月,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去世,朝廷便任命张文浩接任。此时淮河中下游与洪泽湖“淤垫日甚一日”,南河总督也成了谁也不情愿去当的“烫山芋”。但张文浩还是上任了。他的上司是两江总督孙玉庭。

  不过这次水利专家张文浩失误了,失误在他太崇敬明代的潘季驯和他的前任靳辅,又太因循守旧了。

  明代的总理河道潘季驯为确保大运河这条国家经济、军事动脉的畅通,不顾可能淹没朱家王朝明祖陵的危险,当然也是不顾及自己及家人的身家性命,提出了“蓄清刷黄”、“束水攻沙”的治沙方略,即高筑洪泽湖大堤,提高湖中所蓄的淮河水水位,再设好五个闸口,突放清纯的淮河水,冲退黄河水,冲去黄河留在大运河中的黄沙。提着淮河水去冲黄河沙,是个好法子。但洪泽湖是淮河的最下游水库,提高洪泽湖水位,就意味着提高淮河下游水位,也就意味着淮河下游岸边的明祖陵有沉入水中的危险。潘季驯为此不敬皇祖的方略,受尽非难,三上三下,最后死而后已。到了清代,靳辅再续潘季驯方略,不断提高、加固洪泽湖大堤,加大洪泽湖的存水量。在每年淮河汛期洪水来时,先开闸泄洪。当最后一波洪水来时,即闭闸蓄水,此水就可用做来年冲黄和抗旱之用。

  道光四年的洪水来时,张文浩也如此行事。但他是第一年到苏北,哪里想到洪泽湖当年会发生凌汛之灾。张文浩尊重前人,恪守旧的成功经验,但哪里想到变通才是成功之道。

  更糟糕的是,张文浩升迁较快,为两朝帝王的大红人,为人不免倨傲。清代做过两淮盐运使的金安清有书《水窗春呓》,在该书下卷《溃河事类志》中说:张文浩为世家子弟,却能吃苦而洞悉河务,所以由同知(副知府,正五品)直升了道台(省以下、府以上的官,正四品),再越升了东河总督(至少二品),这时就骄傲了起来。到了南河总督任来上任时,参将下属们齐齐在路边跪迎,他不停轿不下轿而过。对过去的同僚,也会厉声训斥。如此做派,很不得人心。于是,他做错事也没有人提醒。本来当地官员可以提醒他,今天水蓄得太多于往年,应当将洪泽湖的五闸开启,黄河闸关闭,将洪泽湖过多的水(也是淮河水)放入黄河,将水平均蓄入黄河和洪泽湖。但没有人提醒他,他自己也因新来乍到而没有注意到这点。

  结果大错铸成。在冰排的撕裂下,洪泽湖高家埝段溃堤,“淹损人口,不计其数”。此外,洪泽湖溃堤后,湖水全泄了出去,原本主要靠淮河注水的大运河里便没有了水,运河里的漕船动不了了。这样有200万石应于当年12月前就运到京城的粮食迟滞在了高邮至淮安段。人民或为鱼鳖,京城上下又将断粮,道光皇帝震怒!

      汪廷珍文孚处理河决案

      汪廷珍是淮安府山阳县人。他12岁时父去世,由母亲程氏抚养成人。他从小刻苦读书,在乾隆五十一年中举,乾隆五十四年(1789)考中一甲第二名进士(榜眼)。他在嘉庆朝时官至礼部尚书,又是道光帝的老师,道光帝时便加他太子太保的荣誉。这次,因为他就是淮安人士,洪泽湖又在淮安境内的高家埝决口,便派他与尚书文孚一同处理洪泽湖高家埝河决案。

  当年才七八岁的金安清,亲眼目睹了汪廷珍处理河决案的情况。他在《水窗春呓》卷下《溃河事类志》里这样写道:

  清江浦的北岸,有个驿站叫万柳园。当时,闻得钦差大学士汪廷珍、尚书文孚要到了,两江总督孙玉庭、河道总督张文浩、漕运总督魏元煜及所属文武官员,齐齐到万柳园躬迎。一时街道上都是官员的车马,百姓则围观探奇。

  一会儿,钦差随从出来大声喊到:“中堂大人请漕运总督魏大人进去请圣安!”听到传唤,漕督魏元煜起身随随从进了辕门,而两江总督孙玉庭和河道总督张文浩看到不按官阶顺序叫人,便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。孙玉庭悄声问清河县令:“刑具等都准备好了么?”县令点了点头。这时他属下司空的家丁捧上来一套元青褂加一顶空梁帽便装,孙玉庭还怀着侥幸叹口气说:“再等一会儿看看吧。”

  魏总督进去领完圣旨毕,再将孙玉庭和张文浩二大员叫进了大厅。钦差的四名随从官手捧圣旨,进入大厅。三督齐齐跪下。

  第一个随从官展开圣旨念道:“孙玉庭辜负圣恩,玩忽职守,罪不可宥。”《清史稿》记载,孙玉庭的主要错误是隐瞒实情,包庇张文浩。

  这时,随从官再接下去念道:“革去孙玉庭大学学士、两江总督职务,听候发落。两江总督一职,由漕督魏元煜接任。”魏漕督乃九叩谢恩。

  这时,第二个随从官念道:“张文浩刚愎自用,不听人言,误国殃民,罪责更重!”再停顿好一会儿,问:“皇上问,张文浩知罪否?”这时张文浩早已自脱官服,伏地痛哭:“臣罪应万死,求皇上立正典刑!”这时,随从官再宣读:“上谕:张文浩革职,先带枷示众两个月,听候严讯!”听宣到此,清河县令就把准备好的枷拿上堂来。

  金安清看到,这枷是薄板做的,还用黄绸裹了一层。几个人用枷枷住了张河督的脖子,押了出去。看到河督这么大的官上了枷,文武百官和观看的百姓莫不胆颤心惊。

  张文浩带枷示众两个月后,再发配伊犁戍边。12年后死于边疆,终未获赦。

  两江总督孙玉庭撤职留用,与新两江总督魏元煜一同处理堵缺口、运粮进京等善后事宜。

  堵口子似不太难。他们让正在家守丧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赶回来组织抢险。林则徐带孝到了高家埝。他与百姓奋战数月,终将大堤决口堵上。

  最后,是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英和提出了海运方案,新任江苏巡抚陶澍又能鼎力承办,这才将130万石粮食运进了京城。

  到这时,高家埝河决案才真正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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